无为和无心等概念还逸出了思想世界之外，建构起以心性论和实践智慧为出发点的精神境界理论，而从思想世界到精神境界的进路恰恰显示了道家哲学的理论进深。

注释： ①本文所引《性自命出》，均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136-139页)，不一一注出。乐，礼之深泽也，将乐作为道德修养的更高层次。

(《荀子·正名》) 第四，人的感官欲望之心：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郁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性自命出》不仅贵情，还贵性、贵心、贵身，这使得它焕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实为早期儒家人文主义的代表文献。以此自行，恐不爱己(《庄子·天下》)，这也可以说是从心术角度对于墨学的批评，揭示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学何以终无传的原因之一。简文通过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和道始于情等说法，阐明了道四术的情感基础，又分析了教化过程所伴随的精神面向：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此外，心还要摆脱好恶之情的束缚，做到不休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

横向的学术考察也表明，心术是战国时期各家普遍重视的概念，但是，各家的心术观在对于情的态度上存在明显分野，其他诸子大多将情视为道德实践的主观障碍，对情采取抑制否定的态度，其中墨子的去情说(必去六辟)，庄子的无情说，宋钘、尹文的情欲寡浅说，《管子》的内静外敬说，陈仲、史的忍情性说等，莫不如此，唯有早期儒家肯定了情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上述各种心在道德建构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其中后三种心与道德的关系密切，尤其是在道德教化过程中，情感感受之心与道德认知心相结合，最终使道德之心得以产生，《性自命出》之贵心，所贵的首先是这种心。北京大学的王西徵说得更为率直：现在倡导‘尊孔崇儒及‘恢复中国固有文明的举措与言论，除将‘君字易作‘领袖或‘党国外，整套都是百年内的故态，陈言。

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就指出：我反对那些带兵从政的长官们提倡读经，因为凡是他们提倡的，大部分是他们所不配提倡的。他提出，如若小学读经，也要采取诸如把经的适合儿童的内容编作故事、戏剧，让孩子说，孩子演。然而，也许是自我感觉太好，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健倒不仅不以此为意，反而以一副过来人的面孔，现身说法，以为他读经于马上舟上枕上，随在皆可为的反省之资，以正志而绳衍耳。换言之，就是由谁来读更为合适。

反对读经者大多强调时代性的重要，即把经与孔儒放到旧时代去观照，仿佛与现时代势不两立。读经提倡者的恢复经科的意愿容易被当作倒退或复古，自然不能为大多数所接受。

这与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 见《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比如把经中的修己律人，涵养道德之类的格言或选段、选文编入中小学的语文或历史课本及具体课程中，与其余课文内容平行并立，以起到用科学眼光取精华，去糟粕或了解古代文明和古老历史传统的作用。讨论者尽管观点不一，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对传统采取两分法，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就是整理国故，检讨过去，也非用科学方法不可。

稍显不同的是，反对读经者，对经的神圣性的怀疑更为明确，像上海中学的郑西谷、浙江大学的黄翼都提到，把经书当成天经地义或用宗教的态度去读经应当排斥。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社会的治乱、世道人心的厚薄，关系于教育的原因还不及关系于政治、社会、经济的力量来得大。文言与白话的论争，实质上也就是读与不读经的争论。若我们不发展经济，改良政治，安定社会，而强迫学生读经这又何济于事呢。

而提倡与个人实践究竟有无关系，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个待定的课题。] 唐文治的文章一开头便说：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

参与本次《教育杂志》讨论的几位中国本位文化派的代表，如王新命、章益、孙寒冰、陶希圣、陈高佣等（均为《一十宣言》的署名人）没有一位是完全赞同读经的。而在他看来，道德本身只有个人实践的意义，与提倡与否关系实在不是很大。

你如果，自由研究经，你便会把你的思想给弄的[得]活泼了，活泼的思想的人们，是不大听话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杂志》征询意见前，叶青就写过反对读经的文章，此时适获征询，便大笔一挥，洋洋数千言，遂有总结性发言的意思。至于湘、粤两省军阀陈济棠、何键的强迫实践的尊孔读经，往往被归入复古运动或别有用心一类。由讨论经与道德的关系，就很容易牵涉到道德本身的时代性的问题。受近代以来线性进化论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想以及教育界，凸显时代性成为主流的话语方式并不奇怪。很难说，要求恢复读经者们就是想借这股风潮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或者说提升自己业已失去的地位。

摘  要：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厦门大学的杜佐周承认经中存在好的道德，但同时也有不好一面。

但因为参与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即使是教育家，在具体的看法上也有分歧。相对而言，时任上海辛垦书店总编辑的叶青的看法比较系统与全面。

而据说是十教授幕后指使人的国民党政府的官方人士陈立夫也是参与讨论者之一，他倒是赞同派。事实上，自中小学废经以来，老派文人恢复读经的欲求就没有停止过，但真正付诸于实施的，还是湘、粤两省的军阀。

读经问题看起来关乎教育，实际所涉及的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问题。在有的参与讨论者那里，读经最大的问题是中小学生要不要读。]  所以多取不以为然的态度。两种性质迥然不同，因而作用各别。

因而进一步地推理，便是本次《教育杂志》组织的讨论，不是有所授意，至少也有顺风顺水之意。类似的表白也恰恰是赞同与曰提倡者们的重要依据之一。

事实上，这种可能的推论，《教育杂志》及其主编何炳松也是意识到了的，何炳松就一再强调无意提倡读经，只是想讨论并征求诸贤的意见，所以本次征到的文章，一律冠以意见二字。详言之，在基础教育段要养成公民和劳动者，在专科教育段要养成国家公仆和生产技术人材。

其论点是，《经训读本》一 文字艰深，二 含义玄奥，三 侧重孝的方面，四 标目抽象，五 不合教学法，六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所以胡朴安特别提到，读经不可尊孔，二者不能并为一事。

关于此，金陵女子学院缪镇藩的意见中引《大公报》上阮雁鸣《论广东之读经运动》一文批评广东《经训读本》的说法或可做出回答。在不少人眼里《一十宣言》的发表是国民党授意作的，[ 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他反对中小学读经的同时，提出读经乃专家之事。但一些较为温和的意见为后世所采纳倒可能是本次讨论未曾逆料的成果。

赞同者设经科的一个理由是经在语文教学上意义重大，可反对者怀疑如此深奥的经文，是否为小学生所读懂。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对此便颇有微词。

但应该说，《教育杂志》这次的征文，虽可以看作是这类论争的继续，就议论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属于讨论的范畴，彼此的火药味儿并不重，所以何炳松颇为感慨，我们常常觉得从前南宋诸贤那副‘逼人太甚的面孔，在现在似乎已不需要的了。但有意思的是，唐氏没有引经据典，以证倡读经之必要，而是以英人朱而典与严复的对话为理由。

反对派中北平研究院的李书华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当下的救亡图存，一方面固然应该保存固有美德，另一方面应该积极的充分发达科学。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开始倡导所谓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同年国民党政府发布恢复祭孔的命令，这些很容易被看作是讨论读经问题的政治背景。